这里不存在“盗猎养殖洗白”，从猎捕到运输、收购、饲养（催肥）、出售、加工、食用（包括检疫，如果有的话），所有环节都属非法，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

黄胸鹀不存在合法养殖，因为没法养。

当黄胸鹀被野味需求推向极危，几近灭绝之时，那个非法利益链却还在。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还想继续赚钱。当然，前提是对黄胸鹀的食用需求未减，市场还在。

那么，用其它和黄胸鹀体型差不多的鸟类代替已经越来越难捕捉到的黄胸鹀，继续满足市场需求，就是个很好的办法。反正，拔毛煲汤之后，吃的人也看不出。更何况，只要是个野鸟，就有人觉得是“补品”。

被当作黄胸鹀“替代品”的鸟类有很多种，包括栗鹀、黄眉鹀、小鹀、灰头鹀、普通朱雀……其中普通朱雀和黄眉鹀，还同时遭受“笼养文化”的迫害。

这些野生鸟类和黄胸鹀一样，无法实现人工繁殖，全部来自野外捕捉。近几年发生在广西、天津、河北、四川、湖南等地的候鸟催肥大案，除了黄胸鹀，栗鹀、小鹀、普通朱雀等，也是主要受害者。

看看以下案例

2016年9月5日，河北唐山森林公安打掉一个非法收购、催肥、贩卖候鸟窝点。涉案36000余只候鸟，其中黄胸鹀6100只，其它鸟类包括黄眉鹀、栗鹀、普通朱雀。

2016年11月16日，广西桂林、平乐县两级森林公安联合查获多个非法收购、催肥、贩卖野生候鸟窝点。涉案共3万多只候鸟，其中栗鹀33000只，栗耳鹀2000只。

2017年10月14日，一处位于天津宁河区造甲镇的候鸟催肥窝点。志愿者赶到时看到大量用来装催肥候鸟的笼子只剩鸟毛，鸟类疑被转移。

2017年10月30日，湖南临湘森林公安发现38个喂养各种候鸟的大棚，查获近50000只候鸟。经鉴定，包括画眉、三道眉草鹀、小鹀、灰头鹀、黄眉柳莺及强脚树莺等。经查，该犯罪团伙40多天共捕捉野生鸟类51万余只。

2018年9月25日，志愿者举报了天津东丽区的两处候鸟催肥窝点，举报后一个小时执法人员赶到。此时窝点内门窗和鸟笼均已被打开，候鸟到处乱飞，无法清点。第一现场，鸟笼2858个，每笼可装30只候鸟，算下来是8万多只。第二现场，鸟笼1257个，每笼可装30只，共3.6万只。

2018年9月28日，志愿者发现并举报了一处位于天津的候鸟催肥窝点，放飞候鸟超万只。

2018年11月24日，广西桂林荔浦森林公安破获特大非法收购、贩卖野生候鸟案。涉案鸟类共10813只，包括栗鹀、小鹀、白眉鹀。

2019年9月13日，河北唐山。森林公安打掉一个候鸟催肥窝点，查获15000余只候鸟。其中黄胸鹀12000多只，其它为黄眉鹀、小鹀、普通朱雀。

2019年11月7日，四川广安森林公安打掉一个非法猎捕、催肥候鸟团伙，查获10000余只活体鸟，多数为小鹀，另有鸟类死体3000余只。

因候鸟催肥案的受害鸟种均为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导致违法犯罪成本极低，非法猎捕、收购、运输、饲养催肥、加工、出售等特大案件频发。类似案件影响极为恶劣，必须大大提高违法犯罪成本。相关鸟种关注度颇高，符合关注度原则。

如今，黄胸鹀拟被列为一级重点保护物种。栗鹀、小鹀等遭疯狂残害的其它“替代”鸟种呢？

若不升级，也会因无法有效区分黄胸鹀、栗鹀、小鹀、灰头鹀、黄眉鹀、白眉鹀等体型相似的鸟类，不利于极危物种的保护。尤其是相关鸟类遭拔毛、开膛、烹饪后，更是难以分辨，符合相似性原则。

这些鸟类都是生态基石，在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上亦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数量必须足够多才行。绝不能继续眼睁睁看着它们被大量捕捉残杀食用，法律却还无能为力。它们难道不珍贵？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强烈呼吁将栗鹀、小鹀、黄眉鹀、灰头鹀、白眉鹀、栗耳鹀、普通朱雀等纳入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理由如下：

它们被视为黄胸鹀的“替代品”，遭疯狂捕杀食用。多地频发、影响恶劣的候鸟催肥大案中，这些鸟类也是主要受害者且数量惊人，动辄数万只；

执法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都可能将黄眉鹀、小鹀、栗鹀、普通朱雀等鸟类和体型相似的黄胸鹀搞混，不利于保护极危物种黄胸鹀；

这些鸟类都是生态系统的基石物种，又被不法分子选中疯狂捕杀。生态基石，不容破坏；

必须极大地提高违法犯罪成本，才能有效打击遏制滥捕滥食相关鸟种的不法行为，只有升级才能有效加强保护。